【名單之後】銃後的純真目光──鷲崎鈴江的聖戰美術

撰文｜陳欐青

鷲崎鈴江　入選　府展第4-5回

1941那年，20歲的鷲崎鈴江，甫加入飯田實雄門下的創元美術協會，以〈村童〉（圖1）一作初入選第四回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（後簡稱「府展」）。

《興南新聞》一篇採訪新人畫家的報導下了這樣的標題：〈在被惡言中傷的同時，畫出了這幅作品的鷲崎鈴江小姐〉。（註1）鷲崎在受訪時首先提到她受到了飯田實雄的指導、是創元美術協會的成員，成員們彼此商定以「聖戰」為題創作作品，並自述道：「遂決定取廟宇屋頂的裝飾和有孩童的題材，自今年四月起提筆創作。在眾人惡言相向中，仍堅持繪製。我原本對入選毫無把握，但幸好有諸位鼓勵我振作起來，終於能安心了呢。」

所謂的「聖戰美術」，指的是日本帝國在二戰期間，以「彩管報國」的口號號召畫家以美術報效國家，自日本各路畫家繪製戰爭畫響應，也蔓延到殖民地朝鮮和臺灣。（註2）而在鷲崎鈴江短短的自述當中，留下了兩個疑點：畫家受到了怎樣的非議，以致她在公開的報導中強調了這一點？再者，為什麼石獅旁玩耍的孩童，和「聖戰」有關係？

所謂受到眾多的惡言中傷是來自於誰呢？鷲崎的就業或家庭狀況已不可考，不妨自她身處的畫家群體中推敲。鷲崎鈴江是北一高女第三十二回生，於1938年畢業。同為飯田門生、一同在1940年左右加入創元美術協會的吉浦鈴子、森下令子和寺畑敏子等人則是北一高女第三十四回生，也就是鷲崎的學妹。

那是個青年才俊輩出的時代，1941年3月，創元會有四人初入選日本內地的第十一回「獨立美術展」，其中包含當時年僅18歲的女畫家吉浦鈴子。（註3）一次出現四位來自臺灣的新人畫家，使他們備受關注。雖不能確定鷲崎是否有投件，但是入選的北一高女學妹吉浦受到高度評價，想必少不了無形的壓力，且從鷲崎的自述也可以想見同儕之間對她的影響。

鷲崎最早於畫壇亮相的作品是1941年9月於「聖戰美術展」展出的〈白衣〉。此展由創元美術協會主辦、軍報導部等官方協辦。飯田在〈臺灣聖戰美術展に就て〉一文非常詳細地說明每位成員被安排的畫題，諸如：戰車戰、砲擊、軍犬、南京攻擊等。鷲崎被分配到的題材是「看護婦」（註4），她展出的作品〈白衣〉較為中規中矩，構圖平實地描繪戰爭中護理人員的身影。畫中特寫身著白衣的護士正低頭看著文件，右方有一團隆起的床單以及黑色圓形，可能是人物頭頂，推測是描繪平躺著的傷患。

或許可以合理推測，鷲崎參加創元美術協會主導的展覽，作品題材皆是經過導師飯田的指定，包含上文提及的「聖戰美術展」，以及1942年的「大東亞戰爭美術展」。此展入選作名為〈ミンダナオの市街戰（民答那峨的市街戰）〉，並獲得海軍武官賞（註5）。而鷲崎自身入選的第四、五回府展的兩件〈村童〉以及第十二回日本「獨立美術展」入選的〈少年達〉（註6），雖後者缺少圖版，但從畫題可得知，這三件作品都是以小孩為主題。府展的兩件作品，在因應時局和遵從飯田的指導和理念的同時，描繪出特殊的「銃後」（註7）孩童形象，亦充分展現畫家個人的創作意志和關懷。

〈村童〉（1941）畫中的石獅子採扭首的姿態，怒目圓睜，鼻短如蒜，耳大如扇，額頭有飽滿隆起的頭鬃，祂張開的嘴巴下方似乎也可見鬃毛的線條。頭部以下的部位較難以辨識，隱約可見項飾和綬帶的線性造型。較明確的是石獅右下角有顆渾圓的繡球，頗為符合《臺灣石獅圖鑑》中南方獅的形制（圖2）。（註8）畫家純真的目光投向了戰事後方殖民地的孩童，或許是不願，或許是難以表現身處戰爭中的孩子該有怎樣的面孔，孩童雖然在嬉戲卻並非無憂無慮，漆黑的眼眶和裸露的身體使他們沒有個體特徵。

畫中石獅的尺寸頗大，小孩子能夠攀爬嬉戲，配合鷲崎的敘述，應是一般置於廟宇正門的門前獅。不過，背景一片藍天白雲的景色，並不大符合門前獅身後應是廟宇門戶的場景。可能是畫家為了更簡潔的構圖而省略，畫風也並不講求寫實。廟口的石獅有著趨吉避凶的意涵，和天真無邪的孩童放在一起，在戰時的背景下，有著守護著前線戰士、後方婦孺平安的聯想。在文化上，石獅是臺灣歷史交織的展現，自清代傳入，於日治時期甚至有些被擺放在神社門口。乍看之下，石獅和赤裸的孩童充滿日人想像的異國情調。然而，結合鷲崎的表現手法與石獅連結中國、臺灣和日本的文化意義，使得畫中的石獅和兒童並非反映殖民者看待「他者臺灣」的目光，反而似乎讓這座石獅在中日戰事之下，承載了畫家對三地牽連與和平的祈願。

鷲崎第五回府展入選同名作品〈村童〉（1942）（圖3），描繪村落站著一排身穿寬大上衣、頭戴斗笠的孩子，面孔稚嫩而木然，顯然他們還不理解戰爭的意義。手拿的空簍子一如他們的茫然表情，只知道村裡大人不在了，得去工作才能維持生計。孩童穿著大人留下的裝束，明示了戰時成人勞動力與物資的缺乏。畫家並不正面地畫出孩子勤勤懇懇工作的樣貌，更多的是表現他們迷茫的模樣，也透露出戰爭期間的不安氛圍。

與其響應時局和總督府的號召，直接地描繪「少國民」（註9）受到良好教育、忠良愛國的模樣，畫家筆下銃後的孩童真切地生活在臺灣鄉村，也投射出畫家自身身處在戰局中感受到的無奈。她所說的惡言也許是來自同儕的壓力，抑或是來自其對於畫題的選擇。那份悲憫是否曾讓她遭受非議？可惜的是，缺失圖版的〈少年達〉應能給出十分關鍵的線索。而在1942年之後，再也不見鷲崎參展畫壇的紀錄，彷彿隱匿在戰亂的洪流中。

#名單之後362

註釋

1. 〈惡口を云はれ ながら描いた 鷲崎鈴江嬢〉，《興南新聞》，1941-10-24（2版）。
2. 黃琪惠，《戰爭中的美術：二戰下臺灣的時局畫》，新北：衛城出版，2024，頁14。
3. 〈四人揃って初入選　獨立展に氣を吐く本島畫壇の人〉，《朝日新聞．台灣版》，1941-03-13。
4. 飯田實雄，〈臺灣聖戰美術展に就て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41-09-11（夕刊4版）。
5. 〈三佳作に海軍武官賞　大東亞戰爭美術展に更に華を添ふ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42-07-04（2版）。
6. 美術研究所編，〈第十二回獨立美術展覽會〉，《日本美術年鑑　昭和18年版》，東京：美術研究所，1947-03，頁16。
7. 「銃後」為戰場後方，泛指不直接參與戰鬥的普通民眾。
8. 陳磅礡，《臺灣石獅圖鑑》，臺北：貓頭鷹出版社，2013，頁23。
9. 「少國民」指二戰戰事後方的年輕日本皇國民，日本小學生在當時均需受基礎軍事教育。1941年起，臺灣與日本同步，學校教育朝「國體」、「敬神」、「忠君愛國」、「滅私奉公」等政府宣傳口號看齊，力求將孩子培養成忠良的「少國民」。